「推敲」——形式精确性的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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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16, 2023 10:1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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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教研机构「建筑工房」成立于2016年,专注于对设计工具与工作方法的研习。
围绕“建筑设计能力如何被训练”这一话题,我们以「工作模型」为教具完成了三年的教学实验。课程以「刻意练习」为理论,由限定时间和内容的专项训练开始,利用「推敲迭代」的方法推进设计,制作不同比例的模型,从 1:2000 到 1:10,探讨城市与建筑在不同比例下各个层级的问题,研究道路和组团关系、街道与建筑界面、具体使用空间的质量,赋予模拟真实的建筑材质,并在拟真的光环境中对建成成果进行预判,渐进达成设计深度。可以说“好的设计是整合而信息致密的,它的实现需要反复打磨推敲” 。
本文整理于程博老师在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主办的“一人一世界”OCT-LOFT设计师系列讲座中题为《推敲——形式精确性的趋近》的讲座,针对建筑空间经验的复杂性、建筑设计与训练中「推敲」的必要性、推敲的方法展开讨论:在图纸上的每个细节背后,是对如何以整合性的建筑空间回应任务书、场地、建造等方方面面的不懈追问。
(讲座视频通过阅读原文查看)
“我想以奥地利建筑师赫曼·杰克的文章标题Alles ist Umbau,中文可以翻译成一切皆改造,来引出今天的讨论。这里的一切皆改造,并没有限定在建筑改造的范围里,而是一种世界观或者说历史观,也就是说不论是我们的物质创造还是观念产生,都是一种对既有物质实存与既有思想体系的改造。而动人的建筑,往往是将这种致密的迭代改造过程物化为空间经验的过程。”
建筑的意义是物质实存与空间经验的共同体
几日前,巴黎圣母院意外遭到的一场火灾损毁,我们看到全世界都在社交媒体上扼腕叹息,法国元首马克龙第一时间表示法国一定会倾尽所能去重建被烧毁的部分。这里涉及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也就是圣母院该以怎样的方式重建,是完全按烧毁前的样子做个复原的古董,还是采取更当代的建筑风格,这一纠结背后的担忧是:如何才能最大程度保护圣母院的历史价值?

巴黎圣母院大火
我们可以想像,其实不管以怎样的方式,多年以后,一个游客不论他是否知晓这次事故原委,仍旧会在参观圣母院时感叹于人类文明史上的瑰宝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即便他所看到的圣母院有很大一部分是重修的。因为其实大火前我们看到的圣母院主体部分,是19世纪修复的,那次修复并没有按“修旧如旧”的思路,而是将其修复成了某种理想形式,但我们却仍旧能从圣母院每个部分组成的整体中感受到他承载的800年的历史。这就像休谟提出的经典的哲学问题,一艘木船在海上航行,木头会腐烂,需要不断地维护,每隔一段时间换一些木板,十年以后整艘船上的所有木板已经被全部换过一遍,这艘船和十年前的那艘船还是同一艘吗?圣母院在800年间经历多次改造、修复、重建,我们看到的还是不是巴黎圣母院?答案是显然的。
"建筑由物质构成,但是物质实存显然不是构成建筑意义的全部。"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伊势神宫,每隔二十年就重建一次,但信徒们不会觉得这个庙是新的,相反整个不断重建的过程,也构成了庙宇 1300 多年历史的一部分。那么建筑的实存是否就不重要了?试想,如果巴黎圣母院里最宝贵的画、雕塑、建筑构件在博物馆里展出,同样展品,因他们与圣母院共同构成的空间不存在,观众体验到的信息便会完全不同。建筑正是扮演了这样一个空间体验载体的角色,建筑不是历史本身,但是没有建筑空间的承载,历史也会缺失了被记录为体验的可能。
圣母院的空间与物质实存记录了超过 800 年的空间经验,从中我们可以读到过去人们建造、理解空间的方式,也可以理出建造和空间观念发展的历史。而对于一栋今日新建的建筑,虽然它不能立即获得圣母院或者伊势神宫这样的长久历史记忆,但它仍旧可以借助于它的场地、它所承载的日常活动、以及他建造过程的呈现获得一种具有丰富的具体关联的空间经验,以获得动人的魅力。
瑞士建筑师 Zumthor设计的克劳斯兄弟礼拜堂(Kapelle Bruder Klaus)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这个处在田野中的小礼拜堂看起来非常朴实无华,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与建筑爱好者膜拜,为这个小房子,建筑师整整设计了七年时间。整个房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像一个纪念碑一样矗立在田野,立面让人想起是大地土层。而这个建筑最特殊的地方也在它层叠的肌理中显现出来——业主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一家人,他们不仅委托建筑师设计,还亲自参与了礼拜堂的建造。夯混凝土建造方式类似于广东福建土楼用的夯土墙,每天夯实一层约50公分高,业主一家人每天的劳动就这样被固化为一种物质实体,整个建造本身也可以看做信仰礼仪的重要部分,这一礼仪的高潮是作为夯土内部模板的一百多根木头最终以一把火烧掉来去除模板,在内部铅浇铸的铺地不平坦的状态,像田野里面刚刚开垦出来的一块土地,朝向天空开洞则直接让雨水落入,墙壁上星星点点的手工吹制玻璃珠就像是星空。
"建筑空间传递出的厚重的沉积的、劳动累积的同时跟天空和大地的关联,这样一座建筑拒绝了被简单图解表达的可能,它的魅力存在于丰富不直白的意向交叠,只有亲临现场、并理解建造的故事,才能体会这个建筑与田野、与信仰、与劳作、与自然的多意关联。"

Peter Zumthor, Kapelle Bruder Klaus
象山校区第一期也是这样一个有着丰富的多方面关照的例子,基地位于常见的江浙地区农村,旁边聚集着农民房,一小片不高的丘陵山地构成了整个场地最核心的线索。在《那一天》一文中,作者连续书写了35个“那一天”,有的是场地的直接线索,有的则源于王澍老师日常的建筑学思考,它们的有机叠合形成了象山校区致密的空间经验。譬如其中写到:“图上稻田沟渠纵横……没有任何超自然,没有任何象征主义的东西隐藏在其中。只有一种种植活动,一种秩序,一个框架,一种复制时间和节气的机器。于是设计改变为对某种先在的设计的修改。 ”这片普通的农田也是被农耕常年干预过的一片场地,集结了当地农业的历史,如同“一切皆改造”所传递的那样。另外作者提到路遇一个小房子与背景里一座小山的尺度关系,启发他努力维持象山校区基地上的丘的相对尺度,作为象山校区6万平米的建筑群最重要的组成线索。园区里有农田,有对望山的视角,校园建筑被分散成了不同的建筑体量。而整个房子建造的表达,呈现出来的空间氛围,像是来自上个时代,当我们知道整个园区包括土建加室内的建造成本只有2000万时,施工团队所能完成的技术难度也是非常有限,略显粗粝的建造便是从条件出发的恰当的表达。

王澍,象山校区一期
"王澍老师和Zumthor 的建筑,与我们今日时常在媒体中看到的另一种建筑表达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的建筑是一系列关联条件的复杂整合、有机叠加下形成的整体,而不是一个看似清晰的简单逻辑推导出的形式。"

两种思考建筑的方式
对此,不妨借助于三个概念来展开讨论:Theory、Law、Theorem。他们的含义分别是:理论,物理学意义上的定律,数学定理。三者的强度有所差别,数学定理是自明的永真的不以现实条件为转移,物理定律是在一定范畴内成立的(譬如牛顿力学和相对论的关系),理论则只是对现象背后原因的一种猜想,建筑学有理论,但是没有定理也没有定律。拿着一两条像公式一样的简单逻辑来推导出一个建筑,是非常危险的。某个理论成立的条件很可能不能重复,简单逻辑推导的建筑,其设立的目的往往在复杂现实中不成立。王澍和 Zumthor式的建筑,把众多具体设计条件的累积作为建筑的线索,因兼顾到了现实复杂性而变得坚实。
建筑的这种复杂性正是建筑艺术最本体的特征,建筑师 Peter Märkli 曾经很犀利地指出,建筑与绘画艺术的最大不同便是建筑没有“画框”,或者说建筑很难隔离与周边的关联。有关艺术门类的本体性的概念,可以拿雕塑史上的一个案例来进行说明,Laocoon雕塑群源于古希腊的神话,在非常多的文学艺术作品里出现过。最为著名的可能是15世纪教皇挖掘出的这尊源于古罗马时期的雕像,这一古罗马雕塑的发现非常强烈的影响了当时一批雕塑家,例如桑加罗、米开朗基罗、拉菲尔等人。雕塑中心人物叫Laocoon,他因识破了特洛伊城的木马计策并透露给当地人,被雅典娜派蟒蛇绞死,是一个悲剧英雄。德国哲学家莱辛注意到,在雕塑作品中英雄忍受着最剧烈的痛苦,但没有在面容和全身姿态上表现的要发狂的样子,而维吉尔同一题材的戏剧中表达同一个场景则用了长篇哀嚎声,二者都是优秀作品,只是因服务于不同艺术媒介而选择了不同的形式——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人们对雕塑的理解是要传达永恒美,观者会长久的凝视一个瞬间,所以英雄的痛苦需要同时表达得非常有尊严,而戏剧作品因为有前因后果的交待,对于英雄撕嚎的表达就在前后情节发展中很自然,同时也不会形成对英雄的唯一印象。通过比较,我们得以区分雕塑艺术和戏剧艺术各自独特的本体特征。

Laocoon and his sons
而对建筑而言,就如Schmarsow在他1893年的就职演讲中的设问:是什么样的建筑学内核把一个轻质的临时棚屋和坚固材料建造永恒的宫殿维系在一个学科内?是它所记录的人类空间感受的历史。而现实中的空间感受如此之丰富多变,它拒绝被简单图解化的。大家往往认为深圳是一个快速生长、没有历史的城市,但事实上深圳的历史也同样是一部改造的历史。被改造的部分包括深圳的地形,原来的村庄聚落,原来的生活方式,更隐形的还包括对气候的改造——不管建造的房子有多新,都不得不去照顾到这片土地上的亚热带气候。
精确捕捉复杂多变的空间经验
事实上,我们在建筑空间中经验不仅条件庞杂,而且非常不稳定,自古以来建筑师们尝试了各种手法利用或是克服这一特点。在罗马斯巴达宫府邸的后花园里,看起来很遥远的一个远景雕塑,实际只是透视加强的结果,这里只是一个游戏性的把戏,往深处走几步大家都会觉察并会心一笑。而同样的原理,用在梵蒂冈大台阶上,就变成了神性的空间。人视觉的不稳定也不仅仅在几何与透视,在柏林的一个居住区,建筑师利用的恰恰就是人们对于不同颜色的不同距离判断,造成了不同空间深度的阅读。古希腊帕提农神庙时每一根柱子都是向内倾斜的,角部的梁柱间距也与当中不一样,甚至于整个基座地面都不是方正的正交石块砌起来,基座在两个方向上均形成弧线,因而每块基础石、柱子的每一节都是不同的几何——这其中部分原因是古希腊人要传递永恒美,因而需要避免一切视觉上的错误。当我们面对一个超长的水平物体,人们会觉得它不是横平竖直的,因为人眼是一个球体,光线进入人眼,会形成一个稍微带有一点弧面的图像。而与此相关,古希腊的建筑理论《建筑十书》总结道,神庙的檐口应该向前倾斜,让人们正视它的时候显得是水平的。

Borromini, Garden Arcade of Palazzo Sparta

Bernini, Scala Regia, Vatican City
基于同样的逻辑,1960年代建造的柏林国家美术馆也采取了复杂的几何变形。在某种意义上,在当代美术馆、博物馆代替了神庙成为城市最重要的建筑。它的场地柏林老城区的边缘波茨坦广场之外。地形本有一个轻微坡度,Mies 用一个基座化解了地形高差,也让上部的钢结构玻璃体从环境中独立出来,从而更像一个神庙。一般来说,裸眼观察很难意识到这个房子看起来精确的横平竖直的屋顶其实也是一个微微的曲线——与帕提侬神庙台基如出一辙。希腊人几百年的神庙建设总结了一套规律,而且神庙的祭祀仪式又是稳定的,所以它的几何被作为理论记录。但国家美术馆是一个相对而言被自由参观的建筑、它的尺度也是前所未有,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套用,于是密斯为了确定屋顶精确形式,在柏林办公室里画了许多1:5比例,长度10m的立面图纸,以判断角部拱起应该有多高才能显得像是一条直线。而八根立柱与屋顶交接的节点,则是源于建造过程中屋顶整体抬升挂着八根柱子同时落地的方式。建筑师极为精炼的建筑形式,实际上却回应了位置、地形、功能、象征性与建造,这一形式的得出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反复的推敲琢磨。

Mies van der Rohe, National Galery Berlin
与国家美术馆屋顶乍一看有些相似的布雷根茨木工坊,是Zumthor几年前的一个新房子,它在奥地利一个村庄里。周围的房子就是稀稀疏疏的自然村落。建筑师在对业主的汇报中,反复强调建在这是一个根植场地的房子,但不是一个村里的房子。它功能是一个木工坊,布雷根茨森林地区木工及学徒们未来举行活动与交流场所,这个房子所代表的生活状态是木工们不再只是单打独斗,而是慢慢变成一个共同体,一起做项目,切磋技艺,交流心得,这是一种城市生活,是村子罕有的公共建筑类型,和以往村落生活方式有所不同,是村庄里的一角城市。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场地的房子。是聚会的场所,所以在公共性之余也需要一种轻松的状态,所以建筑师有意选择了给予屋顶、核心筒以及玻璃独立的模数,不对称的核心筒自然划分出几个区域。模数的不同让工程上是变复杂了,但却又在整个空间氛围上更精确了,因为不对称让人们没有把它读成一个神庙,而是有公共气质的聚会场所。

Peter Zumthor, Werkraum Bregenzerwald

Peter Zumthor, Plan of Werkraum Bregenzerwald
我们看到雅典卫城、柏林美术馆、布雷根茨木工坊,似乎有着相近的建筑类型,但各种条件的差异决定了三个建筑最终极为不同的状态,它们各自都十分精确的形式,这种精确性达成的前提,是意识到复杂条件不同的选择可能。
可以创造与检验空间经验的工作模型
"卡耐基梅隆大学一个社会学实验发现,我们日常决策中,高达52%的决定在事后证明是不理想的,但如果在做选择时候,仅仅多留一两个选项出来,错误百分比就会从52%降到32%。好的设计往往就是在每个设计决策中尽可能考虑到不同选项的存在,甚至通过不断尝试创造新的选项,随时调整动态过程中不断完善。这个过程里,一个得力的工具便是物理模型。"
一个早期建筑模型的实例是佛罗伦萨最标志性的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大教堂的穹顶本身是一个工程奇迹——它没有搭任何脚手架就达到了150多米高的单跨空间。虽然1000多年前罗马时期曾经做过类似尺度的穹顶,中世纪这样技术基本失传了,Brunelleschi在他20多岁离开佛罗伦萨后在罗马游学了10年,考察罗马的遗存建筑结构(当时都是被埋在土下的)当回到佛罗伦萨,参加穹顶结构的建筑竞赛时,他是没有任何建成作品的,可能正是通过一个砖砌的模型 Mock-Up,他向业主证明了结构建造思路的可行性。

Brunelleschi, 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部分

Brunelleschi, 圣母百花大教堂砖砌模型
自文艺复兴开始,模型就逐渐变成一个建筑师标准工具,后来当照相术兴起后,作为图像的模型照片也变得流行起来。在1980年代做了大量“纸上建筑”的矶崎新也选择了用实体模型来表现它的空中聚落概念方案,或许恰恰因为模型所承载的物质感让人们能够理解方案与现实的某种勾连。(关于建筑模型的一些历史回顾可以参见,《建筑师》 2018 年6 月刊《在抽象观念与未来的现实之间》一文)
在瑞士学习和实践期间,我们特别强烈意识到工作模型是一种非常有生产力的设计工具,可惜在今天的建筑市场尤其是在国内它几乎被完全当成了展示品,没有人拿模型来推敲方案的,我们就想试着通过一些工作坊的活动让更多人重新认识这个工具。于是 2016 年【建筑工房】就应运而生了,过去三年我们分别在广州、上海、深圳组织了以模型来推敲设计的教研活动。过程中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的不同教学环节来探索模型作为工具的各种可能性,最关键的步骤是:先把设计场地作为案例调研、学习,然后在模型里重建,最后在城市、建筑、室内的几个不同尺度上探讨设计场地上可能的改造与设计方案。
"当然,最重要的的是,工作模型应该接近我们的手绘草图,可以跟上思维做快速的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即时看到调整结果。一个设计周期里,上百稿草模的帮助下,可以大幅提高设计决策的正确率。"

广州白云山双溪别墅 2016年现状(左)研究模型(右)
李妍卓 翁瑜

广州华南植物园水榭 场地模型
蔡瑞 杜松毅 贺谌 李林熹 梁琛 马煜 莫妮卡 余玥 张朔
譬如广州双溪别墅的题目,建国后的岭南现代主义建筑,曾经的国家领导人的夏季工作场所,在我们调研时已经荒废掉了,当时空荡荡的状态恰好就可以激发大家去改造它的想法。而对于同时期的华南植物园的水榭,在调研时它建造和使用状态都很好,我们就保留建筑不动,把整个场地当成改造对象。学员做了场地的大比例模型之后,对植物、水岸以及建筑和水岸的关系,乃至亚热带地区植物园的氛围都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理解,通过精确的重构过程建立的是一种现实空间经验的解剖式理解。

外滩美术馆的改造方案 石明雨 顾梦菲(左)
展览上的大幅喷绘图片(右)
而通过模型的观察或者模型的记录、模型的再现也是设计过程中对空间设想重新认知与检验的过程,18 年初上海的展览上,上海外滩美术馆的改造设想里,站在这个模型照片前面,发现当模型照片打印到如此之大的时候,已经对空间所能呈现的状态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这是之前我们所看到的模型实践里面没有的。最近一次在深圳西丽平山村的课题里。我们尝试着用模型来探讨城市空间的问题,在城中村这样非常致密的场地里如何介入改造,从复原整个场地开始。深圳的城中村住了超过一千万人,它提供了超巨量的城市居住、就业还有服务空间,新建的城市很难达到这样的密度,如果不是拆掉重来,那么对于它的公共空间、主要街道、商业空间、居住状态的改进都可以做一个设想。

深圳西丽平山村公共空间改造 黄满军 李菲 罗健恒

深圳西丽平山村公租居住改造 付晓东
作为最终成果的模型看起来很精美,但其实他只是一个连续工作过程中比较后期的过程状态。图片上看到的每个细节背后都是很多搞过程模型推敲得出的。工作模型里,墙体不用胶水粘死,而是用大头钉固定,可随时拆卸调整;不盲目重复生产不同比例的模型,而是因应设计目标采用大尺度模型并不断对同一个模型作出修改;不是以制作便利作为唯一目标,而是把易于感知、修改、摄影、交流等作为综合考虑去选择工作方法;不只是纯色的抽象卡板模型,而是在可操作的范围内去用模型验证材质、构造、细部、光线、家具、景观等多方面的信息。以此为前提的模型,也许才能更好地服务于设计本身,深入参与到设计的推进中来,成为建筑师的有力工具。

过程模型推敲 何源 胡继樟 虞卓尔
在一次访谈中,刘东洋老师指出,模型所不可替代的优势,是它的第三维,在这一点上它和建筑本身是类比的,我们操作模型的过程所看到的空间内外、上下、左右物体之间的关联本身和真实的世界是一样的,这就是模型所具备的最大魅力。而华黎老师也提到工作模型是很粗的、很快速的状态,它最重要的特征不是要精美的还原尺寸,而是精确的还原意图,一定要和手、脑工作速度是一样快的。(关于建筑工房的对于工作模型教学的总结可见:《时代建筑》2019 年 3 月刊,《对设计训练的设计》一文)
"如此一来,工作模型便常常呈现出歪歪扭扭、松松散散的“危房”状态。但如同作家和作曲家的手稿,工作模型的角色也是建筑师的手稿,它也应是充满了涂抹和批注,一如我们熟知的草图一样。越是批注修改密集的手稿,往往压缩进了越多创作者的心血。"
近年有一部关于瑞士艺术家 Giacometti创作过程的纪录片上映,他的传记作家 James Lord 把自己作模特的一段艺术家创作经历记录了下来,让我们得以窥见以往一般是黑箱状态的艺术创作过程—— Lord 在 Giacometti每一个过程稿都做了拍照纪录,乍一看每一张似乎都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微妙的差异,正是艺术家在不断地涂抹、重绘的过程中试图寻找他想要表达的精确状态的过程。期间,Lord 问画家为什么要把一个快要画完的,看起来很不错,已经很像终点的画涂掉重来呢(画家称这个过程为 negative work)Giacometti回答道,每一个看似满意的状态都是“危险的”,创作很容易在此止步不前,而他的作品对于他来说永远都处在过程状态。艺术家的作品不断被修改的状态,对每个优秀建筑师而言也非常熟悉。在更大和更长久的尺度上,我们不断地改造一个连续的看不到起点终点的城市,它的每一刻和下一刻可能都不是最完美的状态,但当我们看到它的前因后果与丰富的多样的关联,我们就可以通过不断地探索来寻求一个更好的答案。

Giacometti, James Lord 画像部分过程稿与终稿对比

Giacometti, 每一稿画像源于对上一稿的“逆向绘画”
有关于建筑工房2019年的课程,欢迎阅读《工房这三年,以及下一个三年》进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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