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建筑的新现实主义》序言 Anh-Linh Ngo, André Kempe, Melissa Koch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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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20, 2023 06:3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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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建筑的新现实主义》序言 Anh-linh Ngo, André Kempe, Melissa Koch
译自ARCH+240期2020年10月刊《法国建筑的新现实主义》
卷首语：
在法国出现了新一代的建筑师，他们与理性的辩论传统紧密关联，同时也通过激进地参与到城市、社会以及经济环境的现实中去，继续诗意地成长着。就此，其中心人物一方面追随着本土的典范，另一方面也并不否认和欧洲当代建筑发展的亲缘关系，比如法兰德斯地区。（Flanders，指法国、比利时、荷兰的交界区域。）ARCH+240期将致力于这股最新的潮流，用论文、访谈、宣言以及项目介绍的形式来呈现这新近的事件。
发刊视频:
1968年，一跃进入未知的一年 。法国建筑师离开了他们的象牙塔-巴黎美院，最终宣布建筑是一项zz行为。1977年，一条建筑法案被通过，建筑被界定为为文化事务，并受制于zz体制和市场力量。 如果一切都是zz的，那一切都可以被zz化。作为68年5yue事件的后代，建筑师培养了一种把建筑作为社会艺术的左pai观点。但是他们实践的社会经济基础并没有改变：他们用他人的资金为别人建造，遵循无处不在的新自you主义利益的剧本以及令人窒息的技术标准法规。而今新一代法国建筑师的新任务是重新获得代理，从而找到与朴素和贫瘠相处的办法。建筑被认为是框架，为了合适而建，为了对城市生活有所贡献。他们没有在城市肌理中创造新的印记，而是接受并处理既有的建筑。他们将前人的教条抛之脑后，代之以基于手法经济学的新语言。
序言正文：
对ARCH+这个诞生于68年的刊物而言，法国理论在城市社会学和后结构主义的意义层面上一直有着一席之地。与之相反，法国建筑则除了Jean Nouvel、Dominique Perrault和Lacaton&Vassal这样的个体外几乎没能扮演什么角色。这不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法国没有产出好的建筑。更多地是因为从外面看来缺少某种特别的话语贡献，这有点像意大利理性主义建筑的情况。这种境况在过去十五年根本上地转变了，尤其是因为产出了大量表达和方法有某种连贯性的建筑作品。新一代建筑师继承了具有法国特色的理性主义传统，一种过去经常被指责枯燥和学术的传统。这种理性主义的诗意转变在如今的发展中新颖而激动人心，正是由于这一代建筑师参与到了日常生活和社会中去。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基于对建筑学、日常性和表达方法实际性的社会、经济以及技术生产条件的创造性阐释的诗学。因此我们推出了这一期以“新现实主义”为概念的新刊，致力于介绍这个流派中的代表人物。
新现实主义在这里意味着通过建筑对现实进行取用和转化，这其中的社会和政治内涵完全符合法国现实主义的传统。即使在法语讨论中已经将提到的该流派命名为“新理性主义”，我们仍然坚持用“新现实主义”的概念来表达这个流派的特殊性，因为它不只是像其归因“理性”所能暗示的那样仅仅致力于风格和形式。使用现实主义这个概念也把我们从理性主义的德国式解读中区别开来，像柏林建筑这样的保守派宣传的那样，相比于法国，理性主义与意大利关系更密切，它忽略社会性因素而强调建构和永恒。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法国建筑运动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发展存在着对话关系。这里提到的事务所终究也属于“欧洲一代”，因为无论是他们学术交换项目（Erasmus）框架下的学业，亦或是欧洲竞赛，欧洲层面上的交流都是显而易见的。部分参赛队伍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事务所合作组成。这种开放性也催生出跨国的联合作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与佛兰德斯地区当代建筑发展的亲缘关系（参见ARCH+220期：NORMCORE——佛兰德斯普通中的激进），具体表现在许多合作项目中，比如l’AUC, Bourbouze & Graindorge, Bruther或者Muoto和比利时事务所像Baukunst, De Vylder Vinck Taillieu, OFFICE Kersten Geers David Van Severen或者51N4E的合作。结果还提出了国家认同及其逐渐融入更大的欧洲认同的问题。对于法国语境而言这种发展还有另外的并非无关紧要的额外效应。由此法国这一代建筑师将自己视为欧洲和国际话语连续体的一部分，他们不仅仅找到了一种自己的表达方式，而且还削弱了在法国传统中很强烈的建筑由于zz而被工具化、被形式调整的现象。
这种关系通过所谓的1977建筑法案得以巩固，从而zz意识形态对建筑文化的影响被制度性地进一步扩大了，这使得法国建筑在过去几十年很容易受到某种形式的机会主义和肤浅的民粹主义的影响。尤其在竞赛中，这利于当地政客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做决定，并促进了一种当代“布扎民粹主义”的形式，从而提升了具有传媒效应的图像文化。本期介绍的实践与此不同，更多地是由像Jean Nouvel或者Lacaton & Vassal这样占有特殊地位建筑师的作品、亦或是现代主义先锋像Jean Prouvé、Fernand Pouillon、 Auguste Perret或者日本建筑师的作品构成了其参照系。除了内部建构的参照，最重要的是社会经济的框架条件塑造着这一代建筑师的设计观。因为和任何地方一样，在法国建筑师也面对着造价的压力、繁冗的建造技术规范以及持续增长的标准化，这些从一开始就给建筑师的设计策略强行注入了许多准则并产生出一种“手法经济学”。年轻一代法国建筑师在逼仄的回旋余地内做着“现实的”建筑，重新关乎结构和构造的建筑。同样地露明的设备管线从一开始就被有意识地视作关键的设计元素。建筑技术本身重新受到更大程度上的庆祝。从他们对城市的态度中同样也可以看出新的建筑改变了：他们不仅从1970到198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的城市讨论中，而且也从1990到2000年代的全球化的大都会讨论中汲取了教义，并更加强烈地把建筑再次视作是工具或者框架，从而使人性化的活动成为可能，也为城市的都市性和活力做出贡献。他们不再追随“回归城市”的落后口号。建筑和城市规划在这个意义上不再是对现状的重新写入而是接受，现状应该在其城市内在逻辑上被强化。
这些新事务所抵抗着他们前辈的民粹主义和机会主义，并提供了一个观察建筑和城市的现实主义视角。有趣的是，他们还用这种方式在竞赛中赢得了成功。这对建筑评论家Françoise Fromonot来说是个危险：打着占主导地位的新自you主义紧缩zheng策的现实主义幌子，建筑师不仅输出着观点，还自由输出着带着各自美学的房子。不能完全否认这一点，但本期所介绍的已完成项目显示，并非必须如此。这些作品的品质令人信服，因为建筑师在技术和经济的约束中争取到了堪称典范、近乎奢华的建筑，而且很多情况是在社会性的领域。很多事务所通过研究某些专业领域，比如体育建筑（NP2F事务所）或者住宅项目（STAR事务所），在将其运用到具体的设计前，开发出了自己的设计准则和目标，由此建筑被市场和zz接管的风险也得以被最小化。这让人想起Lacaton & Vassal和Frédéric Druot为了保留和适应战后的大型集合住宅所进行的“加建研究”（die PLUS-Studie）。通过掌握专业知识，设计师可以提出替代方案并参与到其建造计划的决策中。但只要建筑师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没有根本性地改变，总体条件就仍由外部规定给他们。或者正如社会学家Jean-Louis Violeau在他自1968年5月以来对该行业的清晰分析中所写：建筑师”用他人的资金为他人建造“。在如此困境中，做出既能描摹现状又能提供其他生活模式和社会关联展望的作品，历来是建筑学的艰难使命。
本期将考察和讨论新近的法国建筑案例，来说明这是可能的。新生代重要的代表人物像l’AUC, Bruther, Muoto和NP2F在详尽的访谈中吐露了他们的立场，他们的项目占据了大量的篇幅。此外经常往来于德国和法国的Anne Lacaton和Jean-Philippe Vassal以及LIN事务所的Finn Geipel将作为上一代建筑师的代表接受采访，从而阐明两代建筑师之间的延续和差异。Jean-Louis Cohen将自现代主义以来的新流派嵌入到法国理性主义的谱系中，这表明某些思维模式可以长期存在。该传统的核心部分是一种反对将建筑学作为思想性学科的反智风气，正如建筑史学家、巴黎“建筑与遗产之城”（Cité de l’Architecture et du Patrimoine）博物馆创始馆长Cohen，以及建筑杂志d’a主编Emmanuel Caille所命名的那样。其本质原因是，在法国没有坚实的理论，尤其没有在思想上支撑和促进这里提到的新生代建筑师的理论。因此建筑师Éric Lapierre将其视为责任，在自己的事务所实践以及借由出版和展览（比如最近在题为理性诗学（The Poetics of Reason (2019)）的里斯本建筑三年展上的展览）进行教学的同时来撰写这样的理论。相应地他通过为该流派的理论建构提出了“手法经济学”的口号，确立了自己作为这一代建筑师的关键词赋予者的地位。(“手法经济学” Ökonomie der Mittel，注:即Éric Lapierre在里斯本三年展上发布的新书Economy of Means，指尽可能少得使用设计手法，比如用尽量少的材料或者尽量少的构成，来获得建筑表现的可能性，以应对资源紧缺的现状，从而使建筑维持其一直以来文化性学科的地位。)如何理解该口号下的含义，他在本期的论文中亲自做了概述。除此之外还展示了他迄今为止最大的项目，位于巴黎的Chris Marker学生公寓，相平行的还有对这栋房子业主Rémi Feredj的采访，他曾任职巴黎公共交通公司RATP的地产部门主管，现今担任法国邮政的地产公司总裁，同时也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公共领域的业主之一。他敏锐地觉察到在法国也无处不在的公私合作趋势，并直言不讳地讲述了住宅建筑补贴的现实，私人的项目发展公司通过税收减免间接地获得补贴，到头来国家促进的是巨型垄断企业的利益交易。
本期多篇文章讨论了法国建筑产业中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尤其是法国有着专业组织的公共竞赛的悠久传统，而这越来越多地转向由私人投资主导的建筑产业。这种转向明显地有利于业主的专营。而这是在一个通过其数百年历史的中央集权结构本来对建筑行业就有着强大垄断权的国家。在此情况下有趣的是，在这样的权力组织内，公共部门，至少在大都市，仍然尝试着确保私人开发项目的品质，而这往往是成功的。这种趋势在大量的大规模竞赛中达到高峰，例如重塑巴黎（Réinventer Paris）、大巴黎大都会创造（Inventons la Métropole du Grand Paris）或者波尔多5万套住房（50.000 logements in Bordeaux）竞赛，同时它们的目的主要在于城市营销以及出售难开发的地块用以填补城市财政。
为了确保品质，法国文化圈代表在评审项目的选择和对城市中某种特定建筑的偏好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一个重要的基础是建筑隶属于文化部，这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该事实增强了建筑，因为文化性论据在准贵族zz中仍然十分重要。与此同时也削弱了建筑，因为建筑师会因此不太重视实际的施工过程。这种演变是68年的直接结果。根据Jean-Louis Violeau的说法，建筑师光荣地自我牺牲，让自己退出了游戏。但他们并没有光荣地死去，而是被否定了结局，“建筑师虽然还活着，但是社会学层面上已经死了。”在他犀利而敏锐的文字中，Violeau把1968年5月之后法国建筑教育和建筑师专业形象的发展描述成一种自我毁灭的过程。“紧接着68年5月，作者建筑师的死亡或将成为真实的事件，从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另外一段历史、另一个项目、另一种注定的命运。但是顺应市场的明星建筑师形象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而不是集体创造力或者左pai梦想。”
该论断撼动了这个行业，但它也忽略了许多近些年来强烈参照于68年、以有责任心的建筑形式进行发展的许多成长。在法国，类似于Exyzt, Encore Heureux或者Atelier d’architecture autogérée这样的集体正致力于打造一种明确的、参与性、面向社区以及反正式的建筑。在此法国和德国之间有着强烈的相似之处。但本期我们关注的是建构视角，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公共补贴的社会住宅中。不同于私人项目开发公司的建筑，社会住宅的使命在法国对整个建筑产业有着无法撼动的重要意义，也是建筑师热衷的工作领域。社会住宅的项目质量相比于私营市场几乎越来越好。另一方面，社会住宅有一套固定的规则，就像紧身胸衣一样，几乎不允许创新。这种情况多少年来一直受Jean Nouvel和Lacaton & Vassal等建筑师批评。然而本期介绍的社会住宅项目的品质还是全然让人吃惊和充满好奇的。德国建筑师可以从法国新现实主义建筑学到什么，尤其是在数量再次对抗质量的住房危机背景之下。归根结底，这才是这里的关键问题，而不是关于宣布或者建立新流派的徒劳尝试。
如果没有André Kempe和Atelier Kempe Thill富有创造力、充满热情的合作，就不可能有本期。对其我们致以特别的感谢。我们也衷心感谢由法国文化部、巴黎法兰西学院和歌德学院赞助的隶属德国法兰西学院造型艺术办公室的PERSPEKTIVE当代艺术与建筑基金会。
注:插图部分来源于发刊视频，部分为了便于理解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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