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彼得·雷纳·班纳姆(Peter Reyner Banham)’写了一篇关于路易吉•莫雷蒂“向日葵” 住宅的批评文章。这是关于此建筑的最早的英文评论之一,该文章发表于《建筑评论》(Architectural Review )二月这一期，它将“向日葵”住宅看作是确定“罗马折中主义”(Roman eclecticism)的纪念碑。班纳姆认为，这种折中主义是在现代主义遗产范围内起作用的。如果说“折中主义”的标签在 今天具有不同的含义，那么在1953年的时候，它只表明了可以把莫雷蒂的作品看作是对古典修辞和建筑策略的随意聚集。这些修辞和策略除了被莫雷蒂集合在一座单一的建筑中，没有任何单一的组织原则。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尽管这里认为班纳姆使用“折中主义”一词是有瑕疵的、但他的观点是 有预见性的。有趣的是，早在1953年，班纳姆就提出现代建筑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格(style)。因此， 他才认为莫雷蒂背离了现代建筑的形式需要与假想社会使命。之后，莫雷蒂的“向日葵”住宅成为了罗伯特，文丘里1966年著作《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中的重要引用案例。实际上，这种引用还将显现在文丘里自己的凡娜·文丘里住宅设计中(参 见本书第5章)。在班纳姆的结论与当下可能的解读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即在1968年之前，在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对文本观念进行反思之前，是不可能针对班纳姆所认为的纯粹折中主义，提出一种文本解读的。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 )提供了分析与组织的方法。通过这种新的镜头， 人们得以理解复杂现象。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现象全然反抗一种清晰的解读。相反的是，它们代表 了一种今天可被称作是“不可判定性”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