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 一种文化影响的媒介 | 张爱玲
中国翻译： 一种文化影响的媒介
张爱玲
克里斯托弗·李编 并撰写导言
克里斯托弗·李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温哥华）的英语副教授。他的著作《身份的表象：亚裔美国文学中的审美中介》（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2 年）于 2014 年获亚裔美国人研究协会文学批评类图书奖。他目前的研究聚焦于冷战时期华人离散社群中的文学思想。
导言
翻译在张爱玲（1920—1995）的一生中占据核心位置。¹ 张爱玲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最具标志性的人物之一；她的写作生涯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当时上海处于日本占领之下。在此后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她也大量用英语写作。她很快声名鹊起，却在 1945 年战争结束后逐渐被人遗忘。张爱玲留在上海，经历了 1949 年的共产党革命；1952 年，她迁居香港，在美国新闻处担任自由译者和作家，并用英文和中文写了两部反共小说：《秧歌》（1955）和《赤地之恋》（1956）。
1955 年，她移民美国，希望在那里建立英语作家的事业。² 然而，她基本没有成功；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尽管她仍在从事翻译项目，却大体放弃了这些努力。1967 至 1969 年间，拉德克利夫独立研究院的奖学金使她得以着手将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译成英文。³ 随后，她于 1969 至 1972 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职，工作内容包括翻译中国大陆的官方出版物。大约与此同时，随着她早期的中文作品在大陆以外地区重新出版并广受好评，她的文学声誉也再度复兴。⁴
这里刊出的文本是张爱玲在 1966 至 1969 年间数次用英语发表的演讲。⁵ 这份没有标题的打字稿经编辑后首次在此刊出。⁶ 我们可以通过张爱玲与好友、著名译者宋淇（1919—1996）之间的通信，部分追溯这篇演讲的来历。⁷ 在 1969 年 3 月 6 日的一封信中，张爱玲告诉宋淇，她前一天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做了一场关于翻译与东西方关系的演讲，并引用了一小段现存于本文中的内容。⁸ 在随后于 1969 年 4 月 1 日写给宋淇的信中，她说当天在拉德克利夫研究院发表了修订版。据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的记录，她的演讲题为 “Chinese Translation: A Vehicle of Cultural Influence”（《中国翻译：一种文化影响的媒介》）；本文采用了这一标题（拉德克利夫研究院）。
“中国翻译”试图向西方听众解释中国历史与文化，因此它本身就是一次翻译实践。考虑到张爱玲以深居简出著称，这篇演讲也让我们难得一窥她在公众面前的形象。许多评论者指出，她的英文写作虽然流利，却略显正式、生硬，显露出她并非英语母语者。¹⁰ 在这里，她运用反讽和幽默来表现（误）译中的荒诞，呈现出一种更口语、更松弛的声音。学者和读者或许会质疑她的某些具体主张；但更值得关注的，也许是张爱玲如何阐释翻译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汇，尤其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充满张力的关系。¹¹ 她的演讲沿着这些交汇点展开，涉及晚清、民国初年、五四运动、日本入侵与占领、1949 年的共产党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张爱玲以一位热心读者的身份发言；她提到众多作家和作品，有时几乎不作解释，从而重现了她的写作所由兴起的文学环境。¹² 尽管她没有直接谈及自己作为译者的经历，却指出西方往往将中国异国情调化，同时又把中国的现代性斥为不真实、不值得关注；这些偏见损害了她在美国受到的接受与评价。
《中国翻译》触及西方帝国主义、现代化以及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挑战了张爱玲不问政治的声誉。她对共产主义的反感显而易见，但她也批评台湾当局审查文学表达。在稿件中或许最令人费解的一段里——这段话后来被人手工划去——她隐晦地批评了美国化：
“五四运动为一种相当贫乏的西方观定下了基调，把西方视为导师；如今，香港和台湾也不得不成为全球美国化图景的一部分，而且由于它们处境 precarious，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却不再有五四时期那种不带功利目的、探索未知的热情。想象需要空间，需要距离，也需要不受压力。”
她为什么改变了对这段话的想法？（我们不知道她是否曾在演讲中说出这些话。）她是否担心听众会有负面反应，因此预先审查了自己？这些被划去的话留下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提醒：译者所处的位置并不稳固。
注释
感谢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允许我编辑并出版这篇文本，也感谢他慷慨回应我的询问。我还要感谢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的杨丽莲、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的艾伦·谢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埃莉诺·莱文，以及玛丽·查普曼给予的建议与支持；感谢沈思竹协助研究。谨此感谢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理事会提供的支持。
关于张爱玲的翻译实践，参见李；沈《背叛》及《世界主义公众》。张爱玲的小说《北地胭脂》于 1967 年在英国出版。近来，她在这一时期用英文写作的两部自传体小说《雷峰塔》和《易经》重新受到关注并出版。
张爱玲的译作于 2005 年在她去世后经编辑出版（韩）。
中国大陆的读者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才得以接触她的作品。
目前没有已知的中文版本。这篇文本的中文译本正在准备中。
手稿现藏于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特藏部（张爱玲档案，第 5 箱，第 5 文件夹）。
感谢宋以朗分享其父亲与张爱玲之间未发表的通信。
张爱玲在奥尔巴尼的接待人、作家於梨华回忆说，她的演讲题为 “The Exotic West: From Rider Haggard On”（《异国情调的西方：从莱德·哈格德谈起》）（147）。
张爱玲补充说，她此前已在中西部地区演讲过八九次。张爱玲的履历记载，她曾于 1966 年 11 月在迈阿密大学驻校写作期间，发表过一场关于中国翻译的演讲（张，191）。
关于张爱玲的英文风格，参见 Kingsbury；Lee。
刘《译者的转向》和 Tsu 概述了现代中国的翻译；刘《跨语际实践》及 Gunn（尤其是第 31—61 页）则作了更深入的讨论。
例如，张爱玲表现出对萨默塞特·毛姆（1874—1965）的喜爱；毛姆曾广受欢迎，如今却已遭冷落（Depp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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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翻译：一种文化影响的载体
十九世纪初的一份中国刊物上，学者毛庆臻指斥小说《红楼梦》是藏在暗处的淫书，并称赞潘先生等人捐钱把它买来烧掉，还上书请求永远禁绝此书。¹ 后来，这本书确实被禁了一段时间，不过并没有什么效果。“可我们怎么才能阻止它流传呢？”他问道。“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淫书收集起来，送到国外去，作为对鸦片贸易的回击——鸦片贸易正把毒害散布到我们这里。”你会注意到，这种说法仿佛默认了：只要把书运到海外，它自然就会在那里造成破坏。人们似乎完全没有翻译的概念。中国长期与外界隔绝。满族皇帝淡化自己的异族出身，后来也确实融入了汉文化。一些官方文件当时用满文和中文双语书写，但那已经只是形式上的事。佛经从梵文译成中文，是中国唯一重要的一批翻译作品；那已是一千多年前的事，而且早已被充分吸收。
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在外国侵略与掠夺的压力日益加重之际，中国迫切需要改革。起初改革只涉及军备，也就是所谓的“坚船利炮”；可即便如此，在腐败的王朝统治下也无法实现。改革者后来开始要求君主立宪，接着更进一步，要求彻底革命。本世纪初，严复把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赫伯特·斯宾塞和托马斯·赫胥黎的著作译成典雅的文言文，广为流传。²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被译成：“物竞，天择。”听起来倒颇像孔子。那个时代的文章里常见这样一句话：“西方圣人有言。”这类引语大概比美国人那句“孔子曰”可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一位中国评论家抱怨道：“从译书的数量来看，哈葛德一定是西方最伟大的作家。”你不知道他吗？我自己也是偶然碰到“Rider Haggard”这个名字，才发现他原来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哈葛德，西方小说大师。我没看过根据他最著名的奇幻小说改编的电影《她》，但读过他一部较不知名的作品，中文书名是《烟水愁城纪》。书里讲的是三个英国人和一位祖鲁战士穿过地心，在另一边来到一个颇像墨西哥或秘鲁的国度；那里由两位美丽的年轻女王姐妹共同统治。好姐姐是金发，坏姐姐有一头黑发。她们都爱上了金发的亨利，还为他打起内战。坏姐姐战败后，像克娄巴特拉一样自杀了。³
这本书是林纾译的。他是一位古文名家，不懂英语，与魏易先生合作，由魏易用中文把原文读给他听。⁴ 他们合作多产，也有许多模仿者。狄更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一千零一夜》、《威克菲尔德牧师传》、霍桑的《红字》以及福尔摩斯——“福尔摩斯”这个名字也家喻户晓——全都译成了文言文，⁵ 像映在铜镜里的影像。就连亚瑟·韦利这样权威的学者，也高度评价林纾的翻译，⁶ 尤其是他译的狄更斯作品。韦利在 1958 年 11 月的《大西洋月刊》发表的《翻译札记》中说：“狄更斯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位相当不同、在我看来也更好的作家。所有过度铺陈、言过其实和不加节制的絮叨都消失了。”
我读过经过改进的《大卫·科波菲尔》；在那些不论原作者是谁都被称作“林译小说”的作品中，它大概最为人熟知。放在国家经历的创伤中看，这些小说之所以流行，既是人们向外伸展，也是人们寻求逃避。至少从商业角度看，这是中国翻译的黄金时代，尽管严格说来，那些作品并不算翻译。一位评论家曾引述一部侦探小说里的情节：侦探生气了，“一甩袖子，走了”。“甩袖子”是文言里的说法，指古代中国宽大的袍袖。人走开时猛地一甩宽袖，确实是表示恼怒的自然动作。那位评论家想知道，侦探当时穿的是不是牛津大学学生的学袍。
林译小说盛行的十年，与白话文学的兴起时期有所重叠。白话文学的开端通常以重要刊物《新青年》的创刊来标记，时间是 1915 至 1920 年；1921 年之后，这份刊物转向马克思主义，读者也少了。在最初五年里，公众反响极为热烈。把外语译成死语言——一种双重翻译——这种笨重的做法就此结束。⁷
后来，白话文学运动与 1919 年爱国的五四运动联系在了一起。⁸ 清朝覆亡之后，从军阀割据时期起，中国便长期处于危局之中。⁹ 一大批西方最优秀的思想与作品涌入中国。从 1915 年起，托尔斯泰、马克思、伯特兰·罗素和哲学家约翰·杜威的作品陆续刊登在《新青年》上；刊物还为易卜生推出专号。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博士认为，健康的个人主义可以纠正家族制度的弊病；在新儒学之下，这种制度剥夺了许多基本人权。¹⁰ 可以理解，年轻人最关心的，是恋爱结婚的权利；如果他们被迫接受包办婚姻，而婚姻又不幸福，他们还希望能够离婚。希望个人权利也伴随着个人责任。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增强后，就会把个人操守置于为大家族中众多受供养者提供生活所承担的义务之上——而这种义务，正是中国和当今新兴国家腐败问题的根源。
当时强调的是建设国家。最初几篇译成白话文的短篇小说，至今还不断出现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人人都学过，大概学了五遍：《最后一课》，作者阿尔封斯·都德；还有一篇写普法战争的小说，我想是莫泊桑写的：老军官在窗口敬礼，随后才发现，进入巴黎的是敌军。普法战争在我们的童年记忆里分量很重，是一场大规模战争。紧随其后的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和莫泊桑的《项链》。
西方文学本来要帮助塑造尚不成熟的新文学。一个拥有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的国家，为什么要抛弃它、从头开始？因为事物会衰败，就像某个艺术时期一旦过了巅峰便会走下坡路。中国曾有过几个巅峰时期，通常出现在不同的艺术与文学领域。到了本世纪，正如胡适博士所说，我们现在的小说写的不是官员和妓女，就是名义上不是官员、实际上却是官员的人，以及名义上不是妓女、实际上却是妓女的人。
以妓女和嫖客为题材的小说曾经风行，后来题材又扩展到花街柳巷和幕后掌权者。我们需要一种与生活更相关的文学。旧东西还在那里，依然很好；但就像旧衣服一样，已经不合身了。
可为什么要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呢？人们总这么说。为什么不像日本那样，只是在原有基础上添些新东西？¹¹ 事实上，中国西化之初的口号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说，根本上仍是中国，只引进西方技术。这没有成功。一个国家的历史积淀和人口规模都大得惊人，几乎像一整块大陆；随之而来的巨大惯性、自满和优越感，使它不可能吸收任何东西，除了最表面的部分。
萨默塞特·毛姆 1920 年去了中国，并于 1922 年出版《在中国的屏风上》。书中的两篇小品写的是他与匿名中国学者的谈话；如今回头看，它们所呈现的不只是当时的时代风貌。《哲学家》一篇中的人物已被确认是辜鸿铭博士；在毛姆此行遇见的人当中，不论白人还是中国人，只有他给毛姆留下了好印象。¹² 《戏剧学者》一篇的人物如今也已确认，是北京大学的宋春舫教授。他是语言学家，曾在日内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留学，还用法文写过一本中国戏剧研究著作。¹³ 毛姆写道：“他在国外的学习使他对斯克里布产生了出人意料的热情；他提出，要以斯克里布为中国戏剧重生的范本。”¹⁴ 宋教授不要象征性的中国戏曲，而要“结构严谨的戏剧”、意外转折和幕布。
让毛姆更不快的是，宋教授还称赞布里厄的戏剧《病者》——它的英文改编版《有害的商品》在本世纪初曾风靡英国和美国；这出戏也被译成中文，题为《梅毒》。¹⁵ 宋教授对毛姆说：“我认为，从斯克里布以来，欧洲创作的戏剧中，没有一部比它更好……你看，我们的学生对社会问题非常感兴趣。”
宋教授在 1921 年看过易卜生和萧伯纳的问题剧在中国舞台上演之后，写道：“在我读过的所有西方名剧中，事实上没有一部像斯克里布的戏那样适合我国人的心理。”¹⁶ 他的目的只是触及中国观众，推动这个国家动起来。但在我看来，欣赏意外转折和令人震撼的落幕，即使它已经过时，也未必是什么坏品味。幕布作为一种舞台道具，在中国从未出现过，它的戏剧潜能也尚未被发掘。中国戏曲是一种综合艺术，把戏剧、音乐、舞蹈和杂技结合在一起。它没有那种鲜明而集中的戏剧高潮。你得先有一样东西，才能超越它。一般认为，三十年代后期创作的剧作家曹禺受到过尤金·奥尼尔的影响。¹⁶ 最近，研究中国戏剧的美国人发现，他也受到过斯克里布派的影响。看来这是一种必然的发展，只是宋教授比他的时代早了近二十年。1920 年，刚从日本引进的话剧里，演员会即兴发挥，发表关于时事的长篇政治演说，观众则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演出也因此中断——这正是当时的时代标记。好吧，如果他们喜欢这种传达信息的方式，你也可以这么说。
毛姆特意去了西南部的成都，拜访辜鸿铭博士。辜鸿铭在柏林和牛津学习过英国与德国文学、哲学，并用英文写作，文风仿效卡莱尔和马修·阿诺德。林语堂非常推崇他对儒家经典的翻译。¹⁷ 不过，人们最熟悉的还是他那鲜明的个性，以及围绕他流传的种种轶事。他抽鸦片；在辫子早已成了稀罕物的时候，他仍留着辫子，以示对覆亡王朝的忠心。有一次，两个外国人坐在他附近看电影，神情好笑，显然在谈论他。于是他故意搔痒、往地上吐痰、抠鼻子，然后用牛津腔英语和同伴谈起某个学术话题。另一次，他向外国人辩护一夫多妻制时，指着桌上的茶具说：“你们有一个茶壶和许多茶杯，不是一个茶杯和许多茶壶。”这个故事也被说成是外交官顾维钧讲的。
他和毛姆谈起英国哲学家休谟与贝克莱，谈他们对神学的让步。一切似乎都能证明儒学的优越。他谈到那些刚从外国大学毕业、回来就拆毁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学生时，语气变得愤愤不平：“你们把那些丑陋的发明硬塞给我们……等黄种人也能造出和白种人一样好的枪，而且打得一样准时，你们的优越感又会怎样？”说出这些话的是他内心的本能反应，不是哲学家在说话。这些话听起来至今仍有现实意味。毛姆的态度也很能代表西方知识分子，直到今天仍是如此：他尊重民族自豪感，也欣赏那个不屑于西方财富与力量的隐士。他不希望中国改变；中国神秘、美好，就像十八世纪的耶稣会士发现的那个中国一样——这就是最初相遇留下的影响。北京曾经是“禁城”，这又让人更容易以这种眼光看待它。
西化的下一阶段，也就是五四运动结出的成果，可以用重要刊物《小说月报》来标记：1921 至 1932 年。1932 年，刊物仍然办得红火；当时战火席卷上海，日本炸弹击中了它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为一个时代画下了恰如其分的句号。那是一个充满新鲜感的时代，仿佛西方刚刚被发现；人们带着孩子般的欢欣，文中不断提到雪莱——这位金发诗人英年早逝，溺死在他所爱的海里；还提到云雀、夜莺——这些鸟中国没有。
西方在与东方¹⁸ [或] 非洲发生冲突时，当然会激起强烈的反西方情绪；但人们普遍仍认为，西方在自己的家里是好的、公平体面的、进步的。
一种观点认为，指出西方社会的弊病，不过是“外国也有臭虫”，只是给我们自己的恶行找借口。
我们最知名的许多作家，最初发表的小说都刊登在《小说月报》上。不过，这份刊物也用了大量篇幅翻译十九、二十世纪的西方作家，尤其是俄国和东欧作家，因为编辑们认为，中国与这些受压迫的国家处境相近，可以从它们的经历中学习。刊物收罗的作品五花八门：希腊神话、萧伯纳的《军官与绅士》、奥斯卡·王尔德的《莎乐美》。日本作家菊池宽和芥川龙之介都很有名，也颇有影响，尤其是后者；电影《罗生门》便改编自他的小说。
随着日本侵略加剧，空气中出现了变化。政府拒绝采取立场，令人沮丧；人们对西方和国际联盟感到愤恨——日本战争终于爆发后的最初几年里，能提供帮助的只有苏俄；再加上经济大萧条，以及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向左翼，这些外部因素共同促成了 1932 年之后带有政治倾向的文学。引进的西方作家中，只有俄国作家留了下来。司汤达的《红与黑》译出后毫无波澜；荷马、希腊戏剧家、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波德莱尔和萧伯纳的作品也是如此。哈姆生的《饥饿》和辛克莱·刘易斯的《大街》也译了出来——不过《大街》很乏味。没有人试图再现他们的文风；想象一下，用基础英语写成的辛克莱·刘易斯。哈代、德莱塞、斯坦贝克和奥尼尔的作品稍好一些。可一开始，可选范围就不大。新文学属于改革运动的一部分，而改革者又被指责伤风败俗，因此他们翻译作品时不得不格外谨慎。马克思没问题，弗洛伊德则不行。要积极的价值观，不要暧昧或玩世不恭。污秽与消极都归入“外国也有臭虫”这一类。这排除了大量现代西方文学，留下的主要是伟大的俄国作家——在十九世纪作家中，他们的声望是唯一一个到了今天反而有所增长的群体。
易卜生的作品里，只有《玩偶之家》留了下来，成了全国女子学校的标准毕业演出剧目。奥斯卡·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是唯一的替代选择，但人们觉得它有点过于大胆。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出戏的演出都采用了现代西式服装。《茶花女》也一样；我记得看过女主角穿露背晚礼服。西方历史时期的服装不容易弄到，但事实上，《玩偶之家》《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和《茶花女》中的情境，在中国当时都是现代的。这里存在着一个时间差。
对日本侵略的反应带来了一阵话剧热潮，爱国戏剧和以抵抗外敌入侵为题材的历史传奇纷纷涌现。公众看腻历史剧之后，战后剧院的有限剧目中，外国改编剧占了八、九部中的四部：《呼啸山庄》、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高尔基的《底层》和安德烈耶夫的《被剃去头发的人》。其中三部改编自俄国作品。
俄国作品的受欢迎，常被归因于社会结构上的相似，例如官僚体制。这就是《钦差大臣》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但人们对沙皇俄国的兴趣，根源更深。它已经逝去，像旧中国一样成为过去，而且覆灭得更加惨烈。它的优雅带着怀旧意味，让人感到舒适，连激进左派也可以安心欣赏。就像圣诞节被称作“外国冬至”一样，《战争与和平》也被称作“外国的《红楼梦》”：这个名字借用了中国小说，指它篇幅宏大、格局广阔，女性人物又多姿多彩。可是屠格涅夫才是最受欢迎的作家，远胜其他人。就连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大众口味来说也不算太艰深。高尔基当然也受欢迎；果戈理则没能完全打动读者，除了《钦差大臣》之外。¹⁹
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在电影中最为强烈。一些苏联短篇小说被译了过来，大多是讽刺作品。诗人叶赛宁取代了雪莱的位置：他也早早自杀，也和雪莱一样是金发。我不知道这是否与三十年代一位中国诗人自称李金发有关。²⁰
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作品逐渐减少后，只有那些专门应付考试的粗制滥造者，靠着编写英语、中文对照的教科书赚了不少钱；这些书往往因为错误百出而遭到禁售……多产的译者傅东华译了《飘》，这是第一部真正留下深刻印象的美国小说。²¹ 1942 年，它被改编成一出以中国军阀混战为背景的话剧，而且演了很长时间。就在几年前，我还在一份台湾刊物上读到：“正如斯嘉丽·奥哈拉所说：‘我今天不去想这件事，留到明天再想。’”还有一次，刊物引用了另一句不那么有名的话，出自某个不起眼的女性角色。²²
同一位译者还译了《永恒的琥珀》，但没那么成功。他因《瑞普·凡·温克尔》中的一句名译而闻名：他把“76 年的英雄们”译成了“七十六烈士”。（《瑞普·凡·温克尔》最近又译成《李叔叔的大梦》。）²³ 我不确定另一句名言该归功于谁：在一场宴会上，有人“举起了一块烤面包”。
1949 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作家受到比斯大林时期俄国还要严苛的意识形态要求所束缚。但和俄国一样，对过去的文学却有一套双重标准。五十年代初，有人提议让一位优秀译者着手翻译巴尔扎克全集。当时看来，中国或许会成为西方经典的避风港，就像苏联一样：那里书籍极度匮乏，这些作品至今仍有人阅读、欣赏，真正活在人们中间；而在外部世界，它们得到的只是可疑的“不朽”——我们通常要等到它们被拍成电影，才会想起来。
当然，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有西方和俄国文学都遭到压制。即便最终毛泽东的继任者扭转了他的政策，巴尔扎克也势必排在很靠后的优先次序上。有人把毛泽东的排外归因于他的地方教育背景。这是对西化压力所带来的歧视的一种反弹；只是到了毛泽东这里，怨愤又延伸到了俄国人身上，大概是因为他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于党内遭受过歧视。现代化在任何新兴国家都会有这种令人遗憾的一面；但在中国，这种感受尤其深刻、苦涩，因为旧式科举制度下教育费用很低，而科举制度又是社会流动的基础。许多男孩在由宗族中成功人士出资兴办的族学里免费受教育。乡村教师常常以实物作为报酬。理论上，任何农家男孩都可能升为宰相。四级考试从县城举行的初级考试，到京城举行的最高级考试，考生都要写生硬的诗，以及一种必须引用经典的人工化文章。这种智力考核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数百年。它是一种任意设置的测试，但也算公允，并有一套严密的防弊制度，防止请托和贪污。例如，考官的姓名会被封存，²⁴ 评审委员会也不知道是谁。作为亟需改革的一部分，这套制度在本世纪初被废止了。但现代学校、大学和外国大学都非常昂贵，受教育的阶层便会自我复制。
毛泽东始终反对西方影响进入文学，主张“民族形式”。他 1938 年在延安写道：“必须废除洋八股和教条主义……代之以中国群众喜闻乐见的清新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²⁵ 面向西方的左翼文学成功地争取了学生和知识分子，使他们站到延安一边；与此同时，关注重点转向农民群众及其趣味——也就是毛泽东自己的趣味。直到今天，共产党报刊仍是“洋八股和教条主义”的典型：行文滞重，仿效三十年代左派偏爱的直译。林语堂一派则偏好意译，《西风》杂志和现在的中文版《读者文摘》便是代表。²⁶
毛泽东否定了现代中国文学，其中很大一部分确实是派生的。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它的价值主要在于记录社会。最好的作品以愤怒和自我厌恶见长；但这同样不合西方的胃口，因为西方并不觉得中国现在或过去有什么不对。这是中西之间交流极少的一个原因。至于中国古典文学，林语堂为小品文做了不少工作，但中国古典文学最强的领域还是诗歌和小说。中国诗歌的翻译不如日本俳句成熟。有人甚至说，它从未真正被翻译出来。
中国小说的发展道路与西方小说不同；在西方读者看来，它可能显得过于外在，铺陈也太散。偏偏就在中国小说发展到顶峰时，《红楼梦》的作者耗尽一生反复修改，慢慢写出这部惊人而复杂、极具现代感的小说；当时理查森的《帕梅拉》刚刚在英国出版。作者不到五十岁便去世，小说也没能写完，于是书后硬接上最后三分之一，内容与他毫无关系，作品因此被削弱了。它远远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以至于当时没有人真正理解它；此后，中国古典小说再也没有完全从这次挫折中恢复过来。
海峡两岸都淡化五四运动，也压制它的文学，认为这些作品过于自由主义。在台湾，原因还包括自由主义最终导向了共产主义，或者作者留在了大陆。学生只学古文和西方文学。但没有现代中国文学作为纽带，不知为何，事物之间仿佛再也没有任何关联，尤其是文学与生活之间。眼下的逃避现实文学空洞而幼稚。西方影响就像油和水一样，彼此分离；不过，一些本土的福尔摩沙作家仍显露出日本影响。翻译作品倾向于那些有声望的作家与思想家：哲学家约翰·杜威在台湾仍是权威；还有伯特兰·罗素、美国诗歌选集和美国文学批评选集。杜威的书卖得很好，甚至还出现过盗版的美国诗歌选集。亨利·詹姆斯的两部中篇小说《黛西·米勒》和《螺丝在拧紧》已在香港译出。译本序言指出，《黛西·米勒》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黛西，以及电影《月亮是蓝色的》和《七年之痒》中女主角的原型——这三部作品都因电影而广为人知。序言很巧妙地借此建立了读者熟悉的参照。《螺丝在拧紧》则不需要介绍，它被拍成了英格丽·褒曼主演的电影。海明威也同样完全被电影改编所定义。
台湾最近一份出版目录里有赛珍珠的《北京来信》、约翰·赫西的《一颗卵石》、詹姆斯·米切纳的《夏威夷》，以及达夫妮·杜穆里埃的一部作品和维多利亚·霍尔特的三部作品——都是像《飘》那样的时代背景小说。另一方面，香港有位作家出于对作品的热爱，翻译了伊夫林·沃的《故园风雨后》一章作为样本，却没有出版社感兴趣。担心读者是否接受，当然情有可原；但仍有大片领域无人涉足，也无人探测。²⁷
经历了两次彼此独立的起步之后，七十年前那个充满希望的开端，最终取得的成果远远不如预期。我们只能走到这里了吗？东西方终究能相遇吗？即使没有政治局势的影响，西方也更有条件打破这种僵局，就像唐代的中国：那时中国自信到足以大量吸收来自印度和中亚的东西，丝毫不担心会失去自身特性。到目前为止，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与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一样，固定而狭隘。归根结底，眼界有限，兴趣也就有限。
编者注
我对张爱玲文本的转录，采用了作者在原打字稿上的手写和打字修改，其中有几处将在下文特别说明。我对拼写、标点、排印和格式作了少量修正。编者补入的内容，包括汉字后的拼音罗马字拼写，均置于方括号内。
毛庆臻那些恶名昭彰的评论常被引用，用来说明人们对这部小说的敌意。这些评论见于《一亭考古笔记》（约作于十八世纪末）。《红楼梦》是曹雪芹（约 1715—1763）的杰作，1791 年首次刊印（关于其文本沿革的详细介绍，见 Wu）。张爱玲终生钟爱这部小说，曾为它改编剧本，并于 1961—1962 年间发表，但剧本从未拍成电影。1976 年，她出版了中文学术著作《红楼梦魇》。Wang 介绍了张爱玲与《红楼梦》的渊源。
严复（Yan Fu [1854—1921]）是颇具影响力的教育家和多产译者。他曾提出，翻译应以“信、达、雅”作为评判标准（Schwartz 93；此处调整了罗马字拼写）。
张爱玲指的是哈葛德的小说《所罗门王的矿藏》（1887）。林纾译本（见下文）于 1905 年出版，题为《斐洲烟水愁城录》。张爱玲省略了书名中对非洲的指称“斐洲”。
林纾（1852—1924）是一位多产的“译者”，出版过 170 多部广受欢迎的西方文学作品译本。如张爱玲所说，林纾自己读不懂欧洲原文，依靠魏易（1880—1930）等合作者把原文口头译成中文，再由他改写成文言文，而且常常大幅改动内容。
“中文”之后，张爱玲亲手划掉了以下文字：“那种美丽的死语言。”
亚瑟·韦利（1889—1966）是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和日本学家，译有《论语》《西游记》（节译本《猴》）、《道德经》以及许多其他中国和日本古典作品。
张爱玲指的是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区别：文言文与日常口语相去甚远；二十世纪初，以白话为基础的书面语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文言文。
五四运动得名于 1919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爆发的学生抗议活动。抗议者反对中国政府对《凡尔赛条约》所作的回应；该条约延续了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害。此后，五四运动逐渐与新文化运动（约 1915—1921 年）联系起来。那是一个思想激荡的时期，人们倡导现代化和西化。张爱玲在演讲中多次提及的语言改革，便是与这一时期相关的诸多变革之一。
“危局”之后，张爱玲亲手划掉了以下文字：“在五四领袖看来，对外接触与其说是交流，不如说是推动革新的重要移植。”
胡适（Hu Shi [1891—1962]）是五四时期的改革领袖，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一。五十年代初，两人都住在美国时，张爱玲后来与他成了朋友。
“日本”之后，张爱玲亲手划掉了以下文字：“在那里，新与旧并存。”
辜鸿铭（1857—1928）是著名学者、教育家和政府官员。他出生于槟榔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葡萄牙人；他曾在欧洲求学，后来移居中国。
宋春舫（法语读者称他为 Soong Tsung Faung [1892—1938]）是张爱玲密友、后来担任其文学遗产执行人的宋淇之父。张爱玲很可能指的是宋春舫的《当代中国文学》（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1919），该书主要论述戏剧。
毛姆指的是法国剧作家奥古斯丁·欧仁·斯克里布（Augustin Eugène Scribe，1791—1861）。斯克里布推动了结构严谨的戏剧，也就是“佳构剧”这一戏剧形式的发展。
《病者》（Les avariés，1901）由法国剧作家欧仁·布里厄（Eugène Brieux，1858—1932）创作，约翰·波洛克于 1912 年将它译成英文，题为《有害的商品》（Damaged Goods）。厄普顿·辛克莱于 1913 年将《有害的商品》改写成小说。
曹禺（Cao Yu [1910—1996]）普遍被视为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张爱玲对时间的记述并不准确：曹禺的第一部、也是至今最著名的剧作《雷雨》发表于 1934 年。
林语堂（1895—1976）是一位多产作家，以中文和英文写作。1935 年后，他大多居住在美国，并以介绍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著作而广为人知。
“东方”之后，张爱玲亲手划掉了以下文字：“或任何非白人地区。”
“除了《钦差大臣》之外”之后，张爱玲亲手划掉了以下文字：“尽管中国最优秀的作家鲁迅译过果戈理的《死魂灵》和那些中篇小说。考虑到中国文学崇尚简洁、俄国文学倾向冗长，俄国小说的风行更是一种显著现象。